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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

时间:2018/11/8 20:02:44来源: 作者: 点击:

   摘要:环境意识是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环保行为的自觉程度。针对珠三角沿海地区越来越严重的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现象,本研究依据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为中心的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数据,就公众环境意识进行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综合得分法分析性别、文化水平、年龄这三个因素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大部分公众意识或者感受到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然而缺乏足够的环境意识水平;影响因素部分,性别对环境意识水平基本无影响;环境意识水平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环境意识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认清珠三角沿海地区公众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影响因素,分门别类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有助于提高相关群体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关键词:外来生物入侵;环境意识;调查分析;惠州博罗

  中图分类号:X171文献编码: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7.02.007

  1前言

  1.1选题背景

  外来入侵生物(invasivealienspecies)的入侵现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项全球性环境治理的公共议题。全球化、日益发达的交通与频繁的区域贸易为外来生物提供了入侵的条件与便利。不断恶化的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给入侵当地造成直接的巨大经济损失与无法估量的生态环境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外来入侵生物往往会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入侵的主要国家已经逐渐地认识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负面影响,并进行了针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治理。受外来生物入侵影响最严重之一的国家为美国,美国农业部为拦阻亚洲鲤鱼进入五大湖区已花费180亿美元,但治理效果仍然欠佳[1];至2009年,外来生物对欧洲已知的总的经济影响粗略估计约为100亿欧元,为此欧洲成立欧洲入侵物种管理中心统一管理防治外来入侵生物[2];中国同样也是受外来生物入侵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外来生物入侵令中国每年损失超过两千亿,治理投入经费难以估算[3]。而在中国境内,广东是全国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的省份,早在年广东省外来入侵物种就已达150多种,这和广东人的放生习惯有关,鱼、虾、鸟、龟、蛙、蛇,这与广东人的放生习惯有关[4]。根据2009年的最新统计,广东已经发现97种入侵植物,其中广州市最多,有73种。这其中还包括了5种极其野蛮的入侵种——薇甘菊、三裂叶蟛蜞菊、银合欢、水葫芦和马缨丹——它们被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世界最有害外来入侵物种百强”[5]。2015年4月,水浮莲在广东惠州再次泛滥成灾,目前市区西枝江、东江一大片水域已沦陷。惠州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两江市区段的水浮莲主要来自于上游。近几年来,惠州每年用于打捞水浮莲的经费超过200万元,但水浮莲繁殖速度太快,依然难以根治[6]。

  外来生物入侵目前正呈现着恶化的趋势,但是伴随着生物入侵,环境、社会、经济风险以及生物入侵给居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被政府与关注环境议题的相关组织所忽视[7]。从宏观的角度,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既是一种环境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生物跨境迁徙是一种普遍的生物现象,但是当代地球社区所面临的生物入侵现象更多是由人类行为引发,如全球化浪潮、商业行为、人类迁移与科学实验等。但同时外来生物入侵的作用对象是多元的,从自然环境到人类社会。公众在面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时并不总是也并不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公众可以主动地感知外来入侵生物现象并作出积极干预。个体参与对生物入侵防治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公众可以积极预防与控制外来生物入侵;另一方面当外来生物入侵预防机制失效后,公众群体前期可以通知政府管理者及时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外来入侵生物数量在入侵初期指数增长,同时,公众群体协助政府管理者采取相应措施限制已入侵生物的快速扩散。公众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的关注会导致巨大的舆论压力,以增加政府管理者对生物入侵现象的管理力度[8]。然而,上述公众环境行为的发生都是以公众对抗外来入侵生物现象环境意识为前提与假设。

  正是从上述背景出发,本研究期望就公众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进行初步的探讨。研究所关心主要的问题是:公众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是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同特征的个体的环境意识有何不同?公众是否了解对珠三角地区常见的外来入侵生物及其防治方法?从调查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哪些有价值的启示?从而能够更好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并加强预防与防治外来生物入侵现象。

  1.2文献评述

  中国大陆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学术类文献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外来生物在中国大陆的入侵现状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管理防治对策建议与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借鉴[9-12]。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文献外,近年来也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华南沿海地区常见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红火蚁、微甘菊、水葫芦、飞机草、空心莲子草等)的入侵历史进行了归纳梳理并提出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治与利用的建议[13-18]。这一系列对于外来生物入侵历史研究梳理了珠三角乃至华南沿海地区的常见外来入侵生物的入侵过程,发现不同生物入侵历史的个性也存在着共性,基本的入侵模式为:入侵—蔓延(没有得到应该的注意)—扩散。遗憾的是,其研究维度较为单一,有的研究数据有缺乏说服力的数据;环境社会学也曾关注过外来生物入侵的相关议题,环境社会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外来生物入侵等环境问题不仅在客观事实上存在,同时也是被媒体,公众所建构[19]。但在本质论与建构论的对话中,不应忽视外来生物入侵现象(问题)的确有部分是为社会建构,但它确实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所存在,过分地强调建构论容易导致忽视其背后真正存在的威胁;并且环境社会学关注着环境问题(福寿螺的入侵现象)的负面影响的结构化,认为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Socialposition)的个体受到的環境问题的负面影响是不同的[20],但其只指出了结构化的现象,并没有进一步地探索出现结构化的原因。

  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王超等人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外来入侵生物的现状与认知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研究。其对南沙区132个社区/村的居民对红火蚁认知程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南沙区居民对红火蚁的了解程度较高[21]。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部分将现状与认知二者混淆,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误差。

  国外关于以公众参与、公众意识为角度研究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文献较为丰富。Daab&Flint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北部五个县收集了超过四千份问卷对于外来入侵生物的意识与态度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88%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外来入侵生物然而却对当地外来入侵生物缺乏了解,更少有人采取行动控制外来入侵生物。同时,研究表明更高的对外来入侵生物的认知会导致更频繁的对外来入侵生物控制行为[8]。此外,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通过其研究发现公众尽管对外来入侵生物有着一定的了解,然而公众缺乏足够的关于外来生物的入侵环境的重视,并且有的研究发现个别地区的公众的环境意识呈下降趋势[22-27]。

  有研究人员对影响公众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生物的环境意识与是否支持对外来生物入侵的因素的防控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环境意识主要受外来入侵物种在当地的入侵程度、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所影响并提出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时要考虑人口—市场—社会因素,同时要特别针对环境意识较弱的群体进行环境教育[28,29]。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尽管有部分学者从环境史、科技史的角度开始关注此环境现象,但局限于学科视角,其研究主体仅限于外来生物入侵的过程。相比于国外较为丰富的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的调查,国内缺乏基于社会主体层面的研究。尽管现在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外来生物现象与人类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个体更多情况下被认为是无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动的。有管理学的研究从理论或经验方面进行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进行科学管理的阐述,并未有实证的數据进行论证分析。因此,弥补这些不足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

  2样本资料

  惠州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与世界的交流甚多,使其成为外来生物入侵的重要地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惠州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度密集的人口致使该地区自然生态系统遭受较为严重的人为干扰和破坏,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生物安居与繁殖的好地方,成为生物入侵的多发区之一[30]。如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马嘶村,洪达塑料回收厂附近500亩左右的水稻田、村道旁的草丛、房屋墙角,平均每10米就发现蚁丘1-2个,每个蚁巢均栖息有成千上万的红火蚁,影响着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31]。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公众1,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所依据的社会调查并未能做到完全随机抽样,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判断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惠州市博罗县所辖区的数处乡镇包括罗阳镇、龙溪镇、龙华镇、园洲镇、石湾镇、长宁镇、湖镇镇、横河镇、柏塘镇、公庄镇、观音阁镇、杨侨镇、麻陂镇、石坝镇、泰美镇、杨村镇。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本研究主要探索的是公众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在本研究中将其界定为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关注、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获取相关知识的途径以及参与防治的意愿。此外,本研究还以惠州地区最常见的三种外来入侵生物微甘菊、水葫芦与福寿螺为例调查公众对于常见外来生物入侵生物的认知状况。调查采用结构式访问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由笔者与调查员所完成,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65份,获得有效问卷151份。

  3数据分析

  3.1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描述性分析

  3.1.1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了解与关注

  尽管样本大多数受访者(68.0%)认为自身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有所了解或者关注,然而受访者对于具体的外来入侵生物在当地社区的发生情况知道的比例(微甘菊,51.0%;水葫芦,67.8%;福寿螺58.3%)则低于其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有所了解或者关注程度。并且大部分受访者(57.6%)表示他们曾经被外来入侵生物干扰到日常生活。

  3.1.2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基本环境知识

  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缺乏认识。仅有42.4%的受访者认为外来入侵生物会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带来危害,并有10.6%的受访者不知道外来入侵生物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对于外来入侵生物的相关概念,大部分受访者处于不了解或仅了解www.yulu.cc(生物多样性,90.7%;生物入侵,90.7%;本土物种,86.0%)。同时,受访者缺乏足够的对本地社区常见的外来入侵生物的危害与可利用性的知识,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微甘菊,48.3%;水葫芦,36.3%;福寿螺,37.1%)不能清楚认识到当地的入侵生物所存在的危害,与此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受访者(水葫芦,69%;福寿螺,79.3%)没有意识到外来入侵生物的可利用价值。

  受访者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最感兴趣的信息分别为:外来入侵生物对环境的影响(33.3%),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控方法(23.0%),外来入侵生物的种类与外来入侵生物的传播方式(均为16.1%),外来入侵生物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6.9%),外来入侵生物对社会的影响(4.6%)。

  (2)了解外来生物入侵信息的渠道

  媒体在报导与传播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相关信息时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无论是传统媒介的报纸(61.9%)、电视(48.9%)还是新媒体的互联网(27.3%)都是受访者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了解当地常见的外来入侵生物时,受访者获取其相关信息的途径主要为亲眼观察与各类媒介。此外,公众在获取微甘菊的相关信息时以亲眼观察的频率(微甘菊为62.3%,水葫芦与福寿螺为82%左右)较低,其可能是因为微甘菊可观察性较低。

  3.1.4对了解外来生物入侵防治观念、意识与意愿

  大部分受访者(79.2%)表示需要更多的控制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治手段。虽然大部分受访者(60.4%)认为防治外来入侵生物的主体是政府与个人,并表现了愿意参与社区对外来生物入侵的防治活动(77.7%),然而受访者更强调政府在防治外来入侵生物时的作用,认为个人行为在防治外来生物入侵时所起的作用并没有政府行为重要。(见表6)。同时,当问及受访者防治外来生物入侵问题需要加强的工作时,受访者认为最需要加强的工作依次为:防治(31.0%),宣传(22.8%),应急预案(10.2%),科技攻关(9.6%),管理制度(9.1%),培训(8.3%),检疫(8.1%),法律法规(6.1%)。

  3.2.3对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意识影响因素分析与评价

  在对各部分题目及备选答案赋分的基础上,结合问卷统计数据,套用式(1)、式(2)和式(3)分别计算每一题目中各群体的综合得分,每一部分中各群体的综合得分和各群体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的综合得分。

  (1)性別对环境意识的影响

  从得分上看,样本中的男性群体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知识的掌握程度高于女性群体,并且男性群体的环境认知得分也高于女性群体,然而,尽管女性群体在环境知识与环境认知部分得分不及男性群体,但女性群体在环境行为与意愿中得分高于男性群体,具体表现为在面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时表现出更积极的环境行为意愿,女性群体更愿意积极防治外来入侵生物而不是放置不理。总体上样本中的男性群体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意识得分略高于女性群体,说明男性群体在这方面的环境意识略优于女性群体,但基本上无太大差别。

  (2)文化水平对环境意识的影响

  从得分上看,样本中的不同群体的文化水平与环境意识基本为正相关关系,环境综合意识得分上呈现出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其中出现了两组变异的情况,在环境知识,环境行为与意愿,得分从高到低排列的群体分别为大专以上、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小学,同时在环境认知部分,样本中的初中文化水平的群体的得分并没有高于高中或者中专文化水平的群体。综合来看,环境综合得分最高与最低的群体分别为文化水平最高与最低的群体,但是初中文化水平的群体比高中或者中专文化水平的群体表现出了更佳的意识水平(表12)。这可能是因为样本抽样问题,也可能是因为高中或者中专文化水平可能更倾向于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区域,较少接触或者了解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相比之下,初中文化水平的群体更可能为农民或居住在农村区域的群体,是外来入侵生物的直接受害对象,由更频繁的接触频率导致了更强烈的环境意识2。由于最初研究设计的疏忽,凭借现有的数据不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3)年龄对环境意识的影响

  年龄对环境意识有显著的影响,总体上环境意识各部分基本上呈现出环境意识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反映的是年龄背后受教育状况。随着1986年我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及国家对环境教育的重视,低龄群体拥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义务教育,这意味年龄越低的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高的可能性越高,其环境意识更强烈。从表13可知,除了在环境行为与意愿部分最高龄群体(56岁以上群体,75.38分)表现出了比次高龄群体(46至55岁,72.97)更强烈的参与防治外来入侵生物的意愿,在环境知识、环境认知与综合环境意识得分方面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值得注意的是,46至55岁与56岁以上的两个群体的综合环境意识得分(63.49,63.44)差别不大,并与上个年龄段的群体得分差距较大,说明45岁是环境意识状况的一个分水岭。

  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惠州市博罗县地区公众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了公众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意识的现状,并通过综合得分法分析了性别、文化水平与年龄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意识的影响。尽管国内已有针对其他环境现象(如垃圾分类,旅游,种植)的环境意识的研究[32][34-36],然而,本研究的环境意识调查选取的环境对象为外来生物入侵现象,属本文的创新。

  从上述结果来看,尽管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区域有所不同,有关结论跟其他相关研究趋于一致,即不同的研究认为无论是与外来生物入侵的的利益直接相关者还是非直接相关的公众,都缺乏足够的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的认知与意识[22][24][37]。文中不足之处在于调查样本中25岁以及其下的样本数较少,为减少统计上的失误,本研究将其向上合并为35岁以下一个选项,虽降低了研究结论的细致性,但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所幸,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支持了年龄较小且具备较强烈的环境意识;同时本研究还忽视城—乡,农—非农职业两对重要变量之间的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方面的区别,上述两对重要变量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体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公众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知识与环境认知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公众辨认具体的外来入侵生物能力较弱,缺乏对外来入侵生物的危害性的认识,缺乏生物—环境—社会的基本知识;公众更倾向于防治外来生物入侵为政府的责任,缺乏个体的防治意识。从得分上看,以三个影响变量(性别、文化水平、年龄)作比较,环境知识与环境认知两部分在三个部分中得分都较大程度低于环境行为的得分。较佳的环境认知与环境知识并没有导致较期待的环境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境认知与环境知识之间存在不一致性[37]。若参照所参考的文献[32,33]的评价指标,环境知识与环境认知部分在分数等级中分别为不及格与中等。

  (2)从性别上看,对于外来入侵生物现象的环境意识两性之间基本上没有存在太大的差别。女性群体在环境行为与意愿方面优于男性,而男性在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两方面优于女性。有学者提出解释认为,男性群体的兴趣爱好较广泛,社交活动较多,获取环境知识的渠道较多,具有较强的观察、分析、判断及解决问题的能力[33]。

  (3)从文化水平上看,环境意识基本上随着文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尽管本研究中出现了一组变异的情况,即高中或者中专的文化水平的群体的环境意识比初中文化水平的群体差。本研究尚未能确定其是因为抽样误差还是因为这两群体的文化水平而导致的职业分布或者由文化水平而导致的地域分布而带来变异。在可预期的情况下,生活在农村社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来入侵生物,从而有更高的可能性了解更多关于外来入侵生物的相关信息。出现的变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4)从年龄上看,年龄与环境意识呈负相关的关系,且36至45岁与56岁以上这两个年龄群体环境意识程度基本相同。这与田万慧等人关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的研究有所不同,其研究表明,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表现出在一定年龄之上(30岁以上)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趋势[33]。田万慧等人的环境意识研究类型为普遍意义上的环境意识,而本研究所针对的是特定环境现象(外来生物入侵)。因此,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设计差异造成的,这恰恰表明在中国情景之下,不同具體环境现象的环境意识的差异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揭示。

  本研究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启示:

  第一,外来生物入侵,作为一种环境问题或者环境风险,已经渗透到普通公众的生活。德国已故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38]提出“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其确立的三个层面的全球性的危机之一为生态危机,并且其中有一项特征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冲击。环境问题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或者正在经历着问题全球化的过程[39,40],此外,环境风险的区域扩散(外来生物入侵给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与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面对环境风险的冲击,公众需要具有足够的环境意识作为抵御。然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公众尽管感受到了外来生物入侵现象,但并没有普遍认识到外来生物入侵是一种具有强烈影响力的风险;或者说,环境意识,其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化的状态,不同的文化结构、性别结构或者年龄结构的群体对于环境风险的感知也是呈现出特定的结构化的状态。这也就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环境问题的受害结构论[41]。从环境意识的结构化与环境风险遭遇共同导致了一种受害的结构化。

  第二,有针对性地进行外来生物入侵的环境教育。从本研究分析结果来看,针对外来生物入侵现象的环境意识在性别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主要的差异集中在年龄与文化水平这两个变量上。具体上,46至55岁与56岁以上,小学甚至包括初中与高中这些群体都是需要大力加强环境教育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进行环境教育还需要区分城乡、职业之间的区别。对于外来生物入侵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如农民、林业管理者等,通常情况下具备较佳的环境意识,更有可能使积极的环境行为(积极防治)发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受外来入侵生物直接影响的受众农民等具备的环境意识较弱,接受环境教育的机会较少。中国在大力普及科技下乡的同时,不仅应把科学技术下乡,也应把科学意识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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